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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网上海１月２０日电，被称为“最贵的铁皮”的上海车牌，历经一年急涨均价突破５５０００元，进入２００８年随即掉头大跌至最低８１００元，再次掀起一场车牌拍卖制度“存续还是废止”的争论。
车牌作为道路使用权限的凭证，如何淡出如今的“保值投资品”角色，回归公共资源的本来面目，是摆在政府管理部门面前的一道考题。
大跌过后，并非皆大欢喜
听说上海车牌价格这般那般地“理性回归”，已在２００７年１１月份拍得车牌的吴雷不禁顿足捶胸。
２００８年１月上海首次车牌拍卖结果显示：最低中标价８１００元，较上月下跌４１９００元；平均中标价２３３７０元，较上月下跌３２６７２元，“腰斩”了约６０％。
而吴雷２００７年１１月份投出的价格是５４３００元。２００７年内，每月举行一次的上海车牌拍卖，每次均价都在４万元以上，历史新高被接连改写，最终定格在年末的５６０４２元。
扶摇直上的数字，加固了车主们对车牌价格走势的预期。刚买新车的李文秀说，多数投标者都是先买车后拍牌，大多抱有“必中心理”，因此往往就在上月均价基础上增加几百元作为投标价，加之“经销商指导价”的持续抬升影响走势，于是，每月“追涨”就成为大势所趋。
１月７日，上海宣布调整车牌投标拍卖办法，剑指经销商哄抬价格、囤积车牌：一是鼓励购车者直接参与投标，而不是委托经销商代为投标；二是允许修改报价，增加拍卖信息透明度，降低中标价离散度。
新规一出，拍价应声而落。
然而，意料之中，不一定众望所归。记者采访发现，在外界为拍价大跌叫好的同时，此前已经拍得车牌的车主个个怨声连连，因为当时拍价比现在贵了不少，这些人成了“冤大头”。
政策风险谁负责
“买车牌能保值，绝不能等，越等越贵。”家住上海徐汇区的私车车主金凌勇说。
这句话代表了众多上海人长久以来的想法。正是基于这种“今后更贵”的预期，不少车主一直选择“咬牙”尽快掏钱买车牌。
上海人对于车牌，始终怀着又爱又恨的复杂心情，而车牌则逐渐成了一个可以保值增值的投资品。李文秀说：“买之前希望下跌，甚至巴不得政府取消拍卖。等买回了牌照，反而很乐意看它越涨越高，今后抛出去还能挣钱。这就和买房子一样１
在上海社会学会会长邓伟志看来，这种“围城心理”，在已拍牌者和未拍牌者之间加剧了某种利益对立，而随着政策的推行，拍牌者人数已增至数十万人，改革的风险和成本也在不断增大。
吴雷说：“我们都是按照‘游戏规则’理性作决定的，哪知道规则说变就变，全然不顾我们的利益。”
那么，政策不连续造成的损失，由谁负责？
１月７日，有关部门公开处罚了８家哄抬车牌拍价的汽车销售企业。拍牌新规施行之后，为虚高拍价推波助澜的“经销商指导价”这一“看不见的手”被斩断，每场车牌拍卖之前由部分经销商提前在市场广为吹风预测价的“潜规则”趋于消亡。
但经销商似乎不太接受这种指责。曾在车牌拍卖市场扮演过“黄牛”角色的上海一家汽车销售公司销售员徐某说：从我们的角度理解，一来，操作上必须水涨船高，如果下跌，我们转卖就亏损了；二来，牌价虚高，我们捞不到好处，最后不还都是交给政府了嘛？这算不算我们的贡献呢？
存废何去何从
车主“爱恨交加”，调控同样面临涨跌两难。摆在政府管理部门面前的，是一道难题：如果车牌越来越贵，那么购车成本越来越大；一些车主转而前往周边省市上牌，机动车和道路交通主管部门的管理难度增加，并滋生出异地违规上牌的“灰色产业”；为控制总量，政府不得不削减外地车辆路权，车牌拍卖将遭其他城市更多的质疑。如果车牌变得便宜，那么“游戏规则”不连续，造成拍牌较早的群体不稳定；价格骤跌会给“黄牛”以新的空子，部分人抢到低价牌后倒手转卖，点旺黑市，可能异化车牌拍卖的效果；门槛过低，导致限制私车的意图大打折扣。
“保持价格稳定”又会如何？同济大学一位交通专家指出，从总量上看，拍牌控制不了私车总量增加，交通负荷只会增不会减，本质上解决不了拥堵。
风险不仅在于价格的涨跌，更在于政策本身的威信。
上海是国内唯一实行私车牌照限额拍卖的城市。这一借鉴新加坡模式的做法，在各地的质疑声中坚持前行了１４年。有关方面曾表示，这是上海目前交通现状下，暂时且有效的管理方式，的确控制了机动车增长。
对此，部分民众仍有疑问。疑问主要有二：一是上海自１９９４年启动车牌拍卖至２００７年，财政增加收入约１１５亿元，这些资金用于何处？二是车牌拍卖与国家现行法规、产业政策相悖，地方政府如何顺应？
多年反对车牌拍卖的上海市民高深说，车牌是一种公共资源，是方便政府管理的凭证，怎能转变成增加公民负担甚至用于牟利的商品、投资品呢？
车牌拍卖能否就此废止？有迹象表明，管理者已在研究相关问题。专家指出，政策的取消同样不能简单化，政府需要辅以配套措施，提高排堵保畅的实效，同时，由于一度的“黄金车牌”成了“废铁”一块，对旧牌车主的补偿方案也不能缺失。
车牌拍价“风云突变”后，跌落还是回升？政策又将何去何从？车牌“投资品”的身份会不会变化？一个个问号留待未来解开。 |
